（《新民说》） 这里需要处理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政府、此国家与其他国家、此国家与世界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
因此，政府规制是政府被特殊产业界俘获的产物。以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尾气污染为例。
[15]如果仅仅因为可能会发生导致疫苗的副作用就下令禁止疫苗接种，那将会导致更多的风险。同时，因为个体是该风险的受害者，他总是有激励去追究导致其损害的风险制造者，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要求加害者对其损失进行补偿。不过就总体而言，从风险到事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率是脱离于行为人的意志。[26][美]史蒂芬·布雷耶：《打破邪恶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宋华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Richard A. Posner,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5 Bell J. Econ. Man. Sci 335(1974)。
[42]但是，单个的诉讼并无法作如此的权衡，就像斯图尔特教授所指出的：侵权法体系从制度上说就是不适合作出平衡风险——收益的判决，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法官和陪审团缺乏专业的技术和其他的经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判决是通过孤立的个案作出，并且相互之间并不协调。公共风险的公共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事先通过政府规制，将公共风险的成本维持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程度。蒋碧昆和鲁勋昌都说，想上正规大学。
蒋碧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这辈子的路实际上与刘少奇息息相关。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专门针对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各种意见作了简要回答。多年后，作为宪法学权威学者的蒋碧昆评论这部宪法：那个时候，五四宪法实际上已经非常先进了，也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尤其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提出，是非常了不起的。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不久，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刘少奇问大家有什么打算。这一年的3月，蒋碧昆和另一位老师到河南遂平、郑州和河北唐山等地，调研城市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问题。
比如，宪法中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当时又有一个最高国务会议，而后者在宪法中实际上没有得到表述，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总体而言，这部宪法只是过渡时期宪法，这一点在制定之初就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毕业生，蒋碧昆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当时湖南已经解放，不过我们想要去北京读正规大学，而不是去读湖南的短期培训班式的革命大学。他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刘少奇决定的，正因如此，作为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的他才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从此与宪法结下不解之缘。
彼时蒋碧昆对于宪法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共同纲领和苏联国家法，因为他本科阶段其实并没有学过宪法。蒋碧昆忍不住将宪法教学中的困惑提了出来，其中包括一直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国家主席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刘少奇的回答是，有点虚君共和的味道，却并未进一步说下去，只是让他多学政治经济学，显然并不看好他在宪法这个领域能有所发展。而这个制度正是宪法能否实施的重要保障。在我们进修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师生参加制定宪法的相关工作，正好我的一位老师去了中南海，我由此参与其中。
我上人民大学就是刘少奇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蒋碧昆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多年以后，蒋碧昆获知，这次全民讨论参加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大至国家要务，小到标点符号，均要记录在案。毛泽东亲自挂帅，担任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
老解放区还好，刚解放的地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家乡人只知道刘少奇在外面是个大官，但并不出名，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当地人看来也很平常。他们首先要参加一系列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交代家庭、社会关系等。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只设置了法律系、经济系、工厂管理系等八个系，以经济类为主。上世纪50年代中期，蒋碧昆编著了宪法的第一部普及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反响很好。我和一位叫小周的工作人员负责把全国各个系统的意见汇总整理。
刘少奇转身问王光美：是要搞个人民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建正规大学吧？王光美说：是的是的，快要筹备了。当时，恰逢刘少奇51岁的生日。
蒋碧昆有幸参与的，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说，由于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宪法草案已经有了若干改动，有些是内容的改动，有些是文字和修辞上的改动。
1949年7、8月间，长沙刚解放不久，蒋碧昆的妻弟鲁勋昌给舅舅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表达想去北京的想法。但是要按组织手续办，要参加考试。
这个问题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时候，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将讨论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了中南海。为了方便政治局讨论，他还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空阅读这些参考文献。刘少奇说：你们年龄差不多，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水平，还可以，那就去人民大学吧。
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蒋碧昆后来完全理解了五四宪法所受的限制。
蒋碧昆通过考试，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学生。196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病逝于河南，遗体被易名火化。
1954年6月，蒋碧昆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至坐落于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刘少奇在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在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一楼的会议室，两人有了一个小时的长谈。由于当年夏天发生特大洪灾，不少地方的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普及宪法知识。这种苦恼在1959年达到了顶点。
全民讨论整理了14大本意见蒋碧昆到中南政法学院后的那个暑假，人民大学举办教师进修班，因此，行装甫卸不到半个月，他又回到了母校，进修包括宪法、财政法、行政法在内的国家法。现在，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国家主席这一职位在中国恢复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地位。
1950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刘少奇出席了开学典礼。蒋碧昆记得，刘少奇的住处隔壁就是光绪皇帝当年被囚禁的瀛台。
如在福州，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播送草案内容。与刘少奇的亲戚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一生命运跌宕起伏。
